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 CHFS专场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年会、CHFS专场讨论会于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上午8:30-10:00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通博楼308教室举行。担任本场支持人是来自于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的柴国俊老师。两位评论人分别是柴国俊老师和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徐丽鹤。尹志超、柴国俊、徐丽鹤、马俊龙四位主讲人分别进行了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时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尹志超教授。尹志超老师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了长期的数据分析与研究，这次他带来的时和黄倩合著的《信贷约束与家庭资产选择》。这篇文章研究是基于国民储蓄率高而金融市场参与度低的背景之下的，运用了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约28000户的数据。研究首先把风险资产归为股票资产、金融风险资产、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性房产、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性房产+商业资产这四大类，给出了在是否受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在不同风险资产的参与度与参与比例并发现在前三类风险资产上未受信贷约束的家庭在参与比例和参与深度上要明细高于收到了信贷约束的家庭。其次，在这个基础上运用了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分别对什么家庭容易受到信贷约束和信贷约束对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具体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基于以上几点，得出了信贷约束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与深度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从而信贷约束是制约家庭资产配置优化的重要因素，并对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评论认为，文章还应该注意在信贷约束、流动性约束等术语的转换，不过在其他方面和别的文章相互呼应，经得起推敲。

       第二位发言的时来自于河北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的柴国俊老师，柴老师同样基于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发表了《地方政府为何热衷拆迁》这一文章。报告显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拆迁的数目急剧上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柴老师首先假设了影响拆迁的数目与规模的因素有：1.地方官员的经济绩效2.政府的“唯GDP论”考核3.土地财政。基于这一假设，在所用数据为区县级信息，这一与之前省市级数据相比更为微观可信这一创新举动下，运用了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固定效应泊松回归、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这三种计量方法，控制固定资产增长投资率、政府规模、城镇化率等动态变量，研究拆迁次数、GDP增长率、土地财政的数据关系，发现数据上GDP增长率对拆迁数目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财政对拆迁数目影响为负等数据结果。最终得到了文章的结论：唯GDP考核会显著影响拆迁数目和规模，地方政府在财政亏损严重时缩小拆迁规模的事实伪证了土地财政假说和财政激励的解释力。

       不过评论认为，因为数据样本尚且不够全面，土地财政有其财政回报多年滞后的特性的原因，本文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虑不同因素更准确的论证。

       接下来，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徐丽鹤带来了她与袁燕共同完成的《财富、社会资本与民间借贷》。 本文参考了很多文献，包括：正规信贷能够提高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平滑消费机制（Besley1995）；穷人受到信贷约束（eg．Morduch,1990；pender,1996；Ray，1996）;贫困陷阱(Banerjee,2005;Bowles et al 2006)。但是同时，作者指出，这些文章都忽略了民间借贷的作用，并提出疑问：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在这里是否行的通？因此，当今时代的背景随之而来：1.社会网络是否支撑了民间金融的发展。2.穷人有没有额外的资本用于社会网络投资。从而研究悖论出现了，民间金融市场是否存在着融资约束。之前由于数据的原因，无法对穷人社交的范围，民间借贷对于穷人的约束进行解释。即便今天有了CHFS的数据也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因此，作者做出了反向思维：今天如果有需求，哪些人可以从民间借贷借不到钱，另一部分人也就借得到钱。虽然作者也承认，这个假设也很粗糙，但是表明这是唯一的办法。根据背景阐释，北大调查显示60%从民间融资，CHFS的数据显示，45%的农户从民间融资，22%从银行借贷。之后，作者从两大影响民间借贷的机制：违约风险和社会资本进行了响应的论述，发现：1.较低财富的农户进入民间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较低2.社会网络可以缓解民间借贷难的问题3.穷人对于社会资本得到投资有限。其次，作者通过数据图展示了资产多少对于风险规避的影响，总财富越高的人，从社会得到借贷的可能性越高。最后结论显示：拥有借贷约束，家庭资产不足，社交网络不发达的农户是不能从借到钱的。

       由于时间关系，直接进入了第四位报告人简短的报告，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马俊龙进行了《非携带式社会保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锁定效应研究》，这篇文章由他和贾男老师共同完成。背景显示：随着城镇化，农村社会保障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新农保的参加率为38%，新农合为97.5%，并且农民工的参保率远远低于农村人口，不到20%。基于这一背景，作者展开了对新农保的性质的一些阐释，比如：必须是户籍地参保，异地报销比例低等。在一份新的数据中显示：大部分人跨省务工，而在这部分人群中，青壮年更是达到了93.33%，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显得十分地重要。由于之前相关数据和研究的偏少，作者因此做了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务工人员的年龄，职业喜好等，研究采用了Probit模型，通过对迁移还是留守，迁移中是否跨省不同人群的划分，寻找边际效应，分析参保与外出打工的内生性等方法得出了：1.总体而言参合人员迁移的概率比不参合人员低7%，因此，这种 2.要鼓励青年以及老年迁移，要完善相应的参保制度这两大制度。所以，其实新农保对农民城市迁移还是有负向影响的。随后作者指出，在后续研究中，还有很多数据以及研究方法需要继续完善。

       评论简明扼要，评论人指出，老年人不迁移的原因考虑不足，也很能是因为老年人无法找到工作，这是一个不能够排除的原因，因此结论还有待考察。其次，对于政策建议上，对于老年人不迁移所带来的影响还应给出详细的论述。

（文/李佳璨 图/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