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发展经济学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发展经济学讨论会于11月16日下午15:30至17:00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通博楼教学区101教室举行。该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袁燕老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刘冲。共有4位论文作者对其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报告，包括：流动儿童成绩与学校质量间的相关性、高速公路网可达性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对固定工资、可变工资与企业效益进行分析和经济波动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效应关系。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陈欣欣教授，其论文题目是《Schooling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在2013年中国流动儿童已达3581万的背景下，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越来越需要关注，但国内目前对此方面的经验分析较少。该论文就浙江和陕西两地公办、民办学校的四年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个人特性（个人水平测试、基本信息及家庭条件等）和学校特性（以及学生所在班级的师资情况），而后进行回归分析，试图得到中国流动儿童学业成绩与学校质量相关性问题的结论。调查分析表明：目前，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学习的比例较少且难，而其中家长教育背景越好的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越大；其次，在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在成绩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总体上，公办学校在各方面的资源及质量远优于民办学校；根据对比，在公办学校学习的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比民办学校的平均高出0.56个标准差。学生成绩差异的显著性主要源于学校质量，由此引出的教育投入等相关政策讨论值得持续关注。

　　评论人是袁燕老师，对论文的选题意义、样本数据的选择及统一的衡量标准做出了积极的肯定。但在个人特性因素上，认为在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和儿童进入新环境的时间这两方面因素上可能存在遗漏。由于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会导致教育的支出费用有所差异，即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不同，且这可能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关于儿童进入新环境的时间，即自适性问题，可以考虑将流动儿童中成绩落后的和在乡村学习的儿童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等。而陈欣欣教授就此表示，在分析杭州地区数据时并没发现第二种因素有显著影响，而在分析北京地区数据时却存在。

　　其次进行报告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刘冲，论文题目是《高速公路网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出于高速公路网加速建设时期的考虑，选取了1999年至2008年的县级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渠道检验，使用了城镇居民可支配的工资/农村人均纯收入等比率进行分析。而后，采用三种高速公路可达性指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OLS结果表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就变量内生性的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解决方法为采用历史的地图或规划来估计现在。在残差项上，提到尽可能地控制历史上人口、政治中央性等相关变量。论文显示，更好的高速公路网大幅降低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并找到了一些农村地区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渠道机制（包括更多的劳动力迁移到城镇、更多村级企业的建立等）。这些发现对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路网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探讨带来了一些新的方向。

　　评论人是陈欣欣教授，先是对论文规范和扎实的实证分析做出了肯定，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关注了其存在的原因，这是目前国内关注较少的。接着，对为什么农村增长会快于城市，和认为县城的收益最大的观点的经济内在思考提出了质疑；并指出由比例推出之后的分析与结论这一逻辑较难理解，提出是否可考虑从对越穷的地方越有抑制性影响这一方向进行分析。

　　接着进行报告的是南开大学的吴婷，论文题目是《固定工资、可变工资与企业效益 ——基于2008—2010年923家企业面板数据的分析》。全文就现下收入分配的难题，基于对文献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员工工资、工资结构及企业效益等分析对象之间关系的三个假说。使用天津市923家企业2008年至2010年的调查数据（样本所覆盖行业较全），对假说一、假说二和三分别进行了基准模型、扩展模型、时滞模型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员工工资与企业效益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固定工资和可变工资，与企业效益之间都仍为相互促进的关系；假设企业员工为风险中性，固定工资与可变工资对员工的激励效率的强弱及对企业效益影响显著程度取决于外部经济形势；资产总量与企业效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和雇佣人数与企业效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提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我国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具抗风险能力；员工工资和企业利润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具有稳健性还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评论人为刘冲，其对该文假说一下互为因果的结论存在疑问。并指出923家企业涵盖十个行业，平均下来，分布在每个行业的企业数据并不多，建议可考虑采用全国行业指数的数据来做替代分析；还认为有些数据使用其平均水平并不能对变量进行准确反映，数据使用的时间序列较短。此外，文章可能对工资黏性、工资的结构组成、企业性质不同所带来的工资薪酬管理差异等方面，进行了过度的解读。

　　最后进行报告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的安苑老师，论文题目是《经济波动与生产率的分布：“清理效应”还是“污染效应”？》。作者就其分析框架作了简要分享。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生产水平不同的企业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行业存在，生产率的离散持续存在，经济波动对生产率的离散趋势存在变化。在生产离散程度的周期上，欧美实证所得是生产率离散程度是反周期的。由此，本文就中国企业状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对企业本身所在行业的特性进行剔除，取标准差（或者分位数）为统一标准进行度量。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的生产率离散程度基本不具显著周期性，但有略微顺周期的现象。从产品市场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企业动态上，衰退期的清理效应显著。而从要素市场上分析，并无显著效应；此外，金融资源错配会导致部分高生产率的企业因为资本成本上升而退出市场，部分低生产率的企业却留在市场上。

　　评论人是南开大学的吴婷。评论人就繁荣期和衰退期的界定方法提出疑问，并指出在金融错配的实证分析中是否考虑到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文/林艳婷 图/周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