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实做人 踏实做事 切实思考 务实改革 ——访上海财

笃实做人 踏实做事 切实思考 务实改革

——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

2011年12月11日上午，201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闭幕式圆满结束。作为年会的主办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采访。谈及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田院长的话语间流露出的是一个领导者的高瞻远瞩，一个教育者的拳拳爱心，一个改革者的气魄胆识，一个学术者的严谨笃实，全面展现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风采和气度。

记者：就在前不久，传来一个沉痛的消息——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去世了。我们知道您是在华中工学院结识张老的，在那里您还受到了林少宫教授、朱九思校长的栽培。回首这段师生情，您觉得老一辈学者、导师们给您留下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对您的思维力、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田院长：第一，做人实在、真诚、不浮躁，这是我感觉到的他们纯真、淳朴的人格魅力。只有真诚才能换来真诚，这是我从老先生们那里学到最大的一点。第二，做事认真实在。这两点是从德方面感念老先生们对我的影响。从学问上来讲，是张培刚老师和林少宫老师把我带入了经济学。林先生和我虽说是师生关系，但情若父子，无论是私人交流还是学术讨论，我和林少宫老师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张培刚老师，我觉得他的个人命运是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在写悼念他的文章时把名字取作了《一个世纪的背影》。

记者：从2004年到财大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过去了，您觉得七年的亲身实践、推行教育改革创新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不足？对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

田院长：成果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的。从大的方面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代的需要出发的。因为中国正在从大国变成强国，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向多极世界转型，所以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竞争很激烈，关键是人才的培养，从这层意思上说，我们做的事情是符合国家战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说得小一点，我在经济学院做的一切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学生，一切为了学生，这是最高宗旨。首先从学生的规范方面讲，我们经济学院提出了八个字“诚信、包容、感恩、奉献”，稍微扩充细化一下，就是二十字“诚信的规范，包容的心态，感恩的意识，奉献的精神”。另一方面，大学学习很容易产生“放羊”现象，我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在学习知识方面做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中国的现象是和国外的学习规律正好相反的。在国外，小学不怎么学习，读博士最难，其次硕士，最后本科。而在中国，高中是学习的最高点，进了大学就开始放羊，本科比高中轻松，研究生比本科轻松，博士比研究生轻松，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它的边际成本应该是上升的，但是学习的边际成本却是下降的。现在的学生又很聪明，很多知识考前背一背，靠投机过考试，过了一段时间又忘光了。期中、课堂上没有小测验，只有期末考试，往往造成了学生“放羊”，很多同学平时就去歌厅、餐厅、上网、谈恋爱，学习上精力花得少，这样就不利于学生培养。

我们现在从教学、科研、规范进行一系列改革，通过设置课堂小测验、学期期中考试等等方式，从六大方面来抓。要办好一所一流的大学，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一流的学生，你们到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的大学，我认为都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一流的师资队伍，所以我来这里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从海外大规模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引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改革。第三，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同时我们也抓学风，对教师有规范，要求每个老师在开课前提交教学大纲，相当于学生和老师的契约。以前学生不知道老师下一堂课要讲什么，老师也没有时间进度的掌控，现在我们都有一定要求。其次，对学生狠抓诚信，决不允许抄袭、论文作假，我们对本科生、研究生采取一系列措施，成效很明显。

我们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2004年刚来财大时，出国的学生很少，但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出国，比例和绝对数字、相对数字都直线上升。我不是说出国就是好，但这个指标显示出我们的学生是有竞争力的，这也是一个信号，反应我们的学生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出国深造。第二，我们的生源也有很大提升，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以前本科生基本是调剂的，现在许多是第一志愿。第三，从就业来看，今年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研究生的就业率是100%，本科生就业率虽然不是100%，但剩下的人是一心一意想出国、读研的。这就是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我们办教育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的老师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世界经济学公认的16本一流杂志上，财大经济学院的老师发表的篇数遥遥领先于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经济学院发表的文章数目，这也表明我们老师研究水平的逐步上升。最后，我们起到滚雪球效应、示范效应，因为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在财大培养人才，我们希望其他大学也能改革起来。现在三四十所大学都模仿我们的做法，引进海归学者担任院长、教授等等。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德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规则要强化执行落实等等，包括学生的视野要更加宽广。现在财大的学生可能就缺少这么一种眼光，一种想做大事、想深入做学问的眼界和志向。一件事情，你不去想，也就不会去做，它就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只要你想了，就会有去做的动力，它就有变成现实、甚至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你回顾人生的时候也不会后悔，至少我曾经奋斗过了。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随着教师水平的提升，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上升，但社会上有这样的质疑——论文数目多并不代表水平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院长：你要看论文的质量，在国外，写一篇论文可以让你拿一个终身教授。那些文章不叫article，叫paper，是要花巨大心血的，而中国的很多文章只能是article。当然这里有争论，有一个有用和没用的价值判断。量子力学刚发现的时候有用吗？激光刚刚发明出来时有用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提出时有用吗？基础的研究会带来革命性、颠覆性的创新，比如数学的不动点定理、二进位，没有这些就没有我们今天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电脑。希腊古代时强调的逻辑、几何，当时想到它将来有用吗？当然只觉得好玩。所以同学们做学术，不能仅仅想到有用或没用，有些东西实实在在，“明道为本，取势为道，优势为用”。在“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一所大学，今后的世界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等遇到问题再去创新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发明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再者作为知识，最重要的是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什么谈这个？如果有用就去学，没用就不学，那按照目前的情况可能很多东西都暂时是没用的，但这并不表示它对你没用了。有时学习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的气质和刚进大学时是不一样的，因为知识储备多了、内涵深化了。尽管你今天所学的知识将来用到20%就很好了，但并不等于剩下的80%就没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百个点里自己将来会用到哪一些。

记者：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市场体制也在日趋发展进步，那么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应该做“守夜人”还是掌控者？从长远来看，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这二者之间的调和该如何掌控？

田院长：首先，在一个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比较完善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是四个字“服务”和“维持”。比如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去补充、修正，政府在这时要发挥作用。中国的市场改革是从零起步走到今天，在早期，我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很有必要。举个例子，一个婴儿出生能给予它自由吗？父母亲的监护、喂养、教育对你的成长很重要，就好像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从零到有一样，早期是需要政府的主导。随着你的成长，你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父母给予的养育监护对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难道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监管和控制很有用，让孩子成材了，所以我要继续对小孩加强管制吗？不是的。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随着你学会走、跑、到扶你上马送一程，政府要学会慢慢放手，现在政府做的很多事情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化，中国的改革需要渐进式的放手。

记者：您以前的一篇文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中介绍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见解很深刻，引起学术界轰动，但网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科学的经济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理性的经济人都不是自私的”，反驳您的看法，您怎么认为？

田院长：首先，数学有欧氏几何和非欧氏几何，它有一套公理化体系，物理学有大爆炸理论，现实中有牛顿三大定理吗？有自由落体定理吗？它都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而是建立在理想的状态下的理论。在研究物理变量之间关系时，也是控制一些变量，假定变，我再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一种结论。假定时间不变，速度越快，跑得越远，那难道时间是不变的吗？研究中，很多都需要假定，所以这点质疑很不值得一驳。

第二，任何一个假设都是有边界条件的。经济学中，说人的理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假设，而是一个客观现实——逐利。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常规的情况下，无论国家、企业、单位、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把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吗？不能。这就是理性假设啊，为了自己的国家，我不能泄露机密。研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假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一个企业的主管，能把自己的商业机密泄露给别人吗？不能。这不就是典型的理性假设吗？对你的小孩、妻子为什么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他们？因为那是我的妻子、孩子。研究家庭关系学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家庭的关系的理性假设。那我考虑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如果人人都是雷锋，思想境界很高，那很好，根本就不需要制度安排了。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之前毛主席有一个假设——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他大搞运动，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但邓小平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客观现实，从社会主义市场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人的思想境界不高，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假设。所以邓小平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总是考虑大家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就永远富不起来了，这种理性假设是完全能用现实说明的。但是，这一切是有边界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院学生强调的是“诚信、包容、感恩、奉献”。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经济学院师生的捐款在早期是学校遥遥领先的，因为他人有难出手相助是动物都有的本性啊。在国家危难面前，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不要求你锦上添花，我希望同学们能雪中送炭。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一群野山羊被猎人追赶到悬崖边上的时候，老山羊是怎么做的？跳下悬崖作垫背的，让小山羊安全跳过去。为什么老山羊愿意牺牲呢？因为它为了挽救家族。我父亲的打仗时身上有十几个枪伤，抗日战争时我们国家死了几千万人，但现在看到倒地的老人却没有人去扶。所以这是同学们要注意的，要善于思考。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有数理经济、机制设计等理论性很强的内容，您也说过，经济学是一门需要联系实际的科目。那么面对一个虚拟而且条件复杂、变量很多的环境，要如何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田教授：我们要找出最主要的特征，把旁枝杈叶都撇去。比如地球仪，这是地球面貌最客观的反应了。但它对我有用吗？我要到上海旅游，就需要上海的旅行地图，它把很多其他的东西忽略不计，但把城隍庙、东方明珠标出来。经济学问题研究也是一样的。你要来采访我，是要查清我的祖宗三代还是了解一些和我有关的信息呢？当然是后者。这就是经济学在做模型时的权衡取舍。你看到的东西和真正的我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些资料呢？比如你制作一张军事地图，山、坝、江对你的地图都是有用的，做一张交通地图，道路、桥对你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东西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地球的全部面貌吗？不是的，它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取决于你的目的。

记者：今年的年会也已近尾声，作为本次年会的主办方，回顾短暂的三天活动，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里又值得总结经验？

田院长：首先，很高兴我们经济学院在没有我具体参与组织的情况下举办得非常好，几百个志愿者的调动、餐饮的安排等等我都是不知道的，但大家做得很好，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合作的精神，也让我知道团队和规则的重要性。第一，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人都是可用之才，关键看你怎么管理、用人。管理不是具体去做事，而是起领导的作用，我对领导的定义是“引领”和“指导”，有一种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无为而治”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委托代理，要依靠规则长期维持，然后需要领导团队、行政团队、管理团队运行。人们总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不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奇用兵”大家都以为是讲军事，其实是做事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好像刚才讲的理性假设。第二，就是规则的重要性。一个团队了有了一套细化规则的约束和指导，就能运作得更有效。所以规则要细化，然后落到实处，提升团队的执行力，整个团队的合作也会更默契、高效。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我们大礼堂比较简陋，其实一个学校的形象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后勤工作等等很多有不够到位的地方，都需要不断吸取经验和改进。

采访、文字编辑整理：金嘉捷